马来西亚卫生部长祖基菲里最近提出要一步步禁掉电子烟的消息,在吉隆坡的政治圈和商界引起了不少骚动。
这位部长面对镜头说得很明白,电子烟早就不再是帮人戒烟的辅助品了,这些年反而变成了传播 ilegal物质的新渠道。
在那些长期关注马来西亚政策的人看来,这个表面上为了公共健康推出的政策,从一开始宣布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在族群利益的夹缝里转圈,能不能真正实施,根本还不确定。
要搞明白这次禁令挺尴尬的窘境,得先了解一下电子烟行业在马来西亚的分量有多重。
据电子烟支持者的说法,2023年这行业的总产值至少达到34.8亿林吉特,折算成美元差不多是8.3亿美元。
要说值得留意的是这背后牵扯的就业格局,已经超过3万个岗位了,而大部分从事这行的人,都是马来裔穆斯林的企业家。
马来裔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70.1%,是国家的主要民族,他们的经济利益一向是政客制定政策时绕不开的因素,甚至能直接影响政策的成败。
这种利益绑得挺紧的,早在2015年,政府就试图对电子烟动手,那个时候仅仅是提出要加强管理,没想到马上就引来不少政客的强烈反对。
他们的说法很直白,直接指出这举措是“打击马来人的生计”,影响到马来族的商业利益,各种反对的声音不断涌现,最终这个政策也就不声不响地不了了之了。
现在的局势好像又在照旧演绎,只不过如今政治氛围更为敏感,首相安瓦尔正努力争取马来穆斯林群众的支持,毕竟上一场选举中,这个群体的票仓对政府稳固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个时候打击他们靠赖的产业,就像在政治天平上往另一边添砖加瓦,稍有疏忽就可能会失去那些重要的民心。
电子烟行业也很清楚这一点,面对新出台的禁令,他们没有硬碰硬,而是聪明地利用自己与马来族群紧密联系的关系,巧妙应对。
他们到处跟议员和社区领导反复强调,一旦禁令实施,超过三万户家庭就失去生计,甚至还拿过去的案例来说“政府又要牺牲马来人的利益”。
在马来西亚那个族群政治氛围浓厚的环境下,这种说法的杀伤力比起明面上的抗议来得更厉害,任何可能威胁到主体民族生计的政策,都会引起公众情绪的反弹,也正因为如此,行业才敢挺身而出,勇敢反抗那个禁令。
让这次禁令看起来更像仓促出发,又显得没有底气,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在电子烟管理方面,政府那次犯了个大错,疏漏得挺严重。
2023年4月,时任卫生部长扎里哈,没听专家委员会的明确反对,硬是把液态尼古丁从《毒药清单》上给刪了。
当时官方声称这主要是为了方便未来的征税和管理,但实际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监管盲区,把电子烟的乱象流通给放开了,真的是一把火把监管的缝隙给点燃了。
没有了监管限制,国内外的商家都把马来西亚当成了“香饽饽”,中国、美国、英国的国际品牌,加上本地的电子烟企业,一股脑儿地把产品往市场投放。
特别是那些价格实惠的一次性电子烟,里面的尼古丁含量高得吓人,但却能随意买到。
在路边摊、小便利店,甚至网上店铺,都能看到明目张胆地在卖,别说是大人了,连小孩想买都无所谓,没人拦着。
这混乱的场面,都是当年那张“除名令”搞出来的祸根埋下的隐患。
有人分析认为,这次的电子烟封禁和十几年前那场卡痛禁令的失败,简直是两个事情的前后呼应,紧紧相连。
卡痛叶在马来穆斯林为主的北部几个州,已经成为当地人用了数十年的传统止痛药,几乎每户人家都知道它的功效。
当时政府觉得这东西有可能会上瘾,想把它放入《危险药物法》中严加控制,但一提议出来,议员们就纷纷提出强烈反对。
可撤回法案的代价其实很明显,卡痛的滥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些本来用来止痛的植物,渐渐变成了一些人上瘾的“软性毒品”。伴随着健康方面的隐患和社会上的纷争,也在逐年不断增加。
政府后来想要加大管控,可惜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点,如今只得眼睁睁看着问题越发严重。现在的电子烟禁令,似乎也在走向同样的路子,发展得挺不乐观的。
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共健康和商业利益之间的碰撞,但实质上,背后其实是族群政治在操控着整个局势。
卫生部长提出的“非法物质传播风险”以及“青少年健康隐患”这两块,毫无疑问都挺有道理,而且这些问题也的确摆在了眼前。
不过,当这些要求遇上3万从业者的生计问题,再加上主体民族的利益关切,政策的优先顺序很容易就会发生变化。
执政者心里的算盘其实挺明显的,要是不出台禁令,公共卫生团体肯定会骂他们“不作为”、“漠视民众安全”。
要是拼命强制执行的话,马来裔穆斯林的票可能就保不住啦。巫统那种强调族群利益的党派肯定会趁机炒热话题,说政府“忘了根本”、“背叛本民族”,到时候政府的基础都可能受到威胁。
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导致禁令的推动完全停滞不前。
目前,吉隆坡议会内还在为禁令的事儿争得不可开交,卫生部门也没能拿出一个既能照顾各方利益的详细方案,而族群领袖们在公开场合一直强调“维护马来人的生计”这点特别重要。
在这场角力中,关于科学的健康建议好像变成了最容易被放弃的内容,那些吸毒的青少年以及潜在的毒品风险都暂时被族群利益跟政治算盘的声音盖过去了。
马来西亚的电子烟禁令,实际上是公共健康的呼声和族群政治的现实冲突,产业规模达8.3亿,涉及3万多个就业岗位,再加上主要族群的利益权衡,每一点都成了推动禁令实施的难题。
要打破这些束缚,真正保护公共健康,谁也说不准能不能做到,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要是再次错失这个机会,今后要应对电子烟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可能花的钱和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健康损害,也会变成这个国家难以弥补的遗憾。